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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好绝非成功的唯一道路

  “在中国古代,为了训练一种小丑将来出来挣钱,就在孩子出生以后把他放到一个罐子里,就让他在罐子里面长成一个球形,以后某一天把罐子打碎,这个人就变成一个罐子的形状,到处表演谋生。”

  在日前举行的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上,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用这个例子讨伐了持这种心态的家长,“不能认为孩子是我的,我就有资格来规划他的幸福、他的行动、他的未来,并以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’这么一个看似堂皇的理由,要求孩子要听我的。”

  接受记者专访时,俞敏洪提醒家长要认识到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仅只有成绩好,要给孩子自由,根据他自己的成长要素来发展他的空间,让他释放自己的创造力、想象力和爱好。

  家长人格完整才能正确培养孩子

  目前不少年轻父母是“80后”甚至是“90后”,他们非常关心两个话题:第一是怎么当父母,第二是不知道怎么正确培养孩子。

  俞敏洪认为,许多“80后”是集父母祖辈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子女,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长大的。他们有了孩子以后,不得不从“以自我为中心”一下子跌到必须“以别人为中心、以孩子为中心”,作为一个完整的人,他们其实还没有做到位。

  以前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父母,很少关心自己怎么当父母这个问题,他们更关心如何能够让孩子学习更好。现在“80后”的家长已经知道家庭教育要关注孩子的多元化发展,不再固守成功只有学习成绩好这么一条路,比较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,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于关心学习成绩。

  俞敏洪举了一对福建姐弟的例子,父亲对家庭不负责任,母亲也离家出走,孩子在外公外婆的培养下长大。由于外婆脾气好,外公是退休老师,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,两个孩子个性平和、成绩优秀,各方面发展都不错,后来考上了哈佛大学。“这个案例说明,只要有和谐的家庭氛围,有人格健全的抚养者,单亲家庭的孩子照样可以在学业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。”

  生活教育的缺失是致命的

  在俞敏洪看来,现在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新东方来,不仅仅管你要成绩,还要一个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提升,“原来新东方的那套东西早就过时了”。

  “在尊重孩子完整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下,也需要家长有意识地引导。”俞敏洪说自己的儿子原来喜欢独处,不喜欢有身体接触的运动项目,他从去年开始要求儿子去打篮球,“我对孩子还是有点权威的,就要求他先打一年再说”。刚开始孩子完全不感兴趣,也不敢跟人去撞。因为孩子喜欢英文,于是俞敏洪给他请了一个英文很好的篮球教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后,孩子进了学校篮球队,跟同学的接触频繁了,对肢体上的碰撞也没有心理负担了,个性变得更加开朗。

  很多家长关心孩子几岁出国合适,俞敏洪坦言,一般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时,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孩子适合出去、哪个孩子不适合,就像老中医似的。他认为,家长送孩子出国一定要根据孩子的特性,比如有的孩子什么都好,就因为成绩追不上同学会产生自卑情绪,这样出国后看到别人比自己聪明、分数比自己高,他会受不了的。

  在俞敏洪看来,家长可以适度焦虑,但不能忽视对孩子的生活教育,孩子在父母身边时还不太容易暴露这个问题,一旦扔到国外的环境,父母对孩子生活教育的缺失就是致命的。

  有的孩子一看就是娇生惯养,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,对学习没有一点上进心和积极性,俞敏洪就会“摁住”,对家长说最好现在先别提出去,至少先把英语学好、提高自理能力,再提出去的事情。“如果托福能考到90多分再出去,到了国外,老师上课他能听懂百分之六七十,就知道要坐下来学习了。”

  帮家长减轻为孩子规划的焦虑症

  现在很多“80后”不愿意结婚,单身汉和单身女人越来越多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害怕承担责任。中国的父母培养孩子都很焦虑,都希望培养孩子上名牌大学,希望孩子的生存条件好一点。

  俞敏洪认为,年轻父母的焦虑不仅仅是孩子带来的,是工作压力、物质压力等多重的焦虑。只要发现有两三件事情是自己解决不了的,或者说解决起来很困难的时候,人的焦虑感自然就会产生。

  中国教育的问题,来自全民压力和家长的焦虑,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给孩子施加了非要考北大、清华的压力。在一个比较心很重的氛围里,天天攀比孩子的成绩,是父母想要面子的一个表现,跟想要开一辆好车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这种攀比直接影响到孩子,孩子们也互相进行比较,比较之后心理压力就会很大。

  送孩子出国至少要具备哪些家庭教育的“本钱”呢?俞敏洪认为不管是否出国,家长都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、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、社交能力、良好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的弹性。

  据俞敏洪介绍,为了帮助家长减少在孩子人生规划上的焦虑,新东方未来打算主要做五件事情:做全面成长的教育,不再只做学科教育;做成熟的家庭教育,帮助家长营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良好氛围;加强教育和科技的融合,让最新的科技成果融入教育,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;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教育的影响,让这些地区的孩子多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;发挥对教育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正向影响。“相信围绕这五个目标坚持做10年、20年,中国家长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焦虑了,因为到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有好书读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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